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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说自然界有内在价值，是说自然界有生命创造和道德生成的价值，但这又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。

仁者，爱之理，心之德也。是后天的，不是先天的。

真正的问题在于，丁若镛对天的看法，与宋儒有根本不同。[11]《二程集·河南程氏遗书》，第16页。仁的终极根源在天，而天赋予人以自主性。如木之抽芽，自此而仁民，而爱物，便是发干生枝生叶。对于宋儒的这些主张，丁若镛提出了批评。

这就是说，仁是普遍的道德理性，爱是其内容，但是必须具有理性化的形式，才能成为普遍有效性的实践原则。儒家有四性（即仁、义、礼、智）或五性（即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）之说，但在程颢看来，仁是统领和包含其他诸性或诸德的，其他诸性、诸德是仁的组成部分或不同作用。经学中又分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。

宋儒用四书取代五经，特别是《论语》正式变成经典，从文化史的角度讲，说明了一个事实，即儒家文化是由孔子开创的，儒家思想是由孔子奠定基础的。但墨子所反对的命，主要指孔子学说中的命定论思想，至于孔子的知天命、畏天命的更深一层的意义，似乎未能进入墨子的视界。《论语》中有对隐者的记述，但隐者并不能完全代表老子道家，而孔子只表明与他们道不同而已，并未针锋相对进行批判。汉代的宗教化运动，将天说成是人格化的神，将孔子也说成是神，这是对孔子学说的宗教化的发展。

[4] 王弼所说的神明，就是性，是理性而不是一般的知性。在世界文化的轴心时代（雅斯贝尔斯语），孔子在东方的中国创立了儒家学派。

从文化的意义上说，董仲舒建立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包括人与自然在内的宇宙论学说。每个时代的研究，都代表了每个时代的孔子观。但是，西方还有基督教文化。但是，古文今文之争，后来演变成学派之争。

宋明时期，随着宋明儒学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，孔子的文化价值观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，孔子本人也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。但是，他们不能也不可能简单地回到孔子，而是必须经过重新解释，并且回答佛、道特别是佛教文化提出的各种问题，才能完成这项使命。在世界文明对话中，孔子的学说已成为世界和平发展、建构和谐秩序以及相互尊重的最重要的精神资源而受到尊重。他虽然自称接受了道家学说，但是严格说来，他的学说与道家的自然无为并不完全一致。

所谓玄学，是以解释、发挥道家思想为主要特征的文化思潮，故又称为新道家（新道家是冯友兰先生提出的，今人时有用之者）。但孔子虽有圣王之实，却没有圣王之位，因此，公羊学家封孔子为素王。

但是，解释并不能成为纯粹主观的想象和随意的杜撰，而必须以孔子的文本为依据。如果去掉天神的目的论观念，只就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而言，包含着生态学的内容。

当时的学者认为，五经是孔子所作。衡量社会的发展，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的发展以及人与社会、自然的关系，而孔子学说正是在这些方面具有永久的价值。但儒学的发展并未中断，正如后儒所说，圣人（孔子）之道不绝如丝。孔子说了什么、做了什么，孔子所说的话代表什么意义、针对什么问题、是在什么情景下说的、相互之间有何关系，这都是需要我们作出解释的，这种解释，总是带有解释者的问题意识和前理解，而解释者又有各自的文化修养和时代背景。按照王弼的这种理解，孔子作为圣人是本末一贯、性情统一的。老子是有者也，故恒言其所不足。

在孔子思想中，天还保留着某种神秘性，但从根本上说，已不是有意志的上帝，而是自然界的生命创造及其目的性（即命）。这种教训，至今值得人们记取。

戊戌变法的领导人康有为，曾代表当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，提出建立孔教会的主张，通过将孔子学说变成宗教，将孔子变成教主，建立一套宗教组织和仪式的方式，为当时的中国建立精神支柱。因此，不能将老子和庄子说成是纯粹的自然主义，也不能将孔子说成是纯粹的人文主义，天人合一才是他们共同追求的最高境界。

这与他的举本统末的思想是一致的。与此相应，中国文化则遇到了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，同时也暴露出它自身的许多弱点。

这些微言大义能够为万世立法，孔子是一位能为后世立法的圣王。虽然这个变化经历了很多曲折的过程，但是重新肯定孔子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。儒家提倡名教而道家提倡自然，这是儒、道两家在其发展中各自表现出来的主要倾向，也是当时人们的共识。它没有形而上的成分，而是从当时的自然科学中吸取知识，以说明其观点。

战国后期兴起的法家，主要是一种政治文化，在秦国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。这所谓源，正是从中国文化的源头上说的。

这是为了去掉加在孔子身上的许多不必要的光环，也是为了去掉加在孔子身上的许多罪名，恢复一个本来的孔子。五四的一员猛将鲁迅就说过，孔子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是权势者抬上去的。

任何评价都具有主观性，但是，在一定的条件下，主观性也可以成为客观性。这是一次全面扫荡，其后果之严重，已远远超过了五四。

对于这个问题，可能有不同看法。董仲舒是今文经学的大师，擅长治春秋学。不仅如此，孔子思想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根，而中国人是不能离开这个根的。这就意味着，他们需要建立一套宇宙本体论的学说，同时还要有一套心性论的学说，以及功夫论的方法，用形而上的语言，将人与天（自然）真正统一起来。

[6] 这是很有远见的看法，代表了人类对未来的关心，也代表了对孔子智慧的无限期许。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，已开始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。

魏晋南北朝延及盛唐，儒家文化是在玄学的盛行和佛教的全面传入的情况下与道家文化、佛教文化的相互影响中发展的。柳宗元、刘禹锡等人都以文以载道为宗旨，提倡孔子学说，同时表现出吸收、融合佛教思想的倾向，为以后的全面的儒学复兴揭开了序幕。

这就是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的真正含义。他们把人和自然区分开来之后，将人变成认识者，将自然界变成被认识的对象，由此确立人在自然界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，因而具有明显的知性特征。